《小城春秋》垂范后人 纪念作家百年诞辰

　　革命身份与本土经验
　　---谈谈高云览及其《小城春秋》
　　朱水涌

　　文学讲“我手写我心”，中国当代文学却有一道“革命者写革命”的特别风景。参加了延安保卫战的西北野战军的战地记者杜鹏程写了《保卫延安》，作为三野某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吴强写了《红日》，参与保定二师学潮和护校运动的梁斌创作了《红旗谱》，从渣滓洞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罗广斌、杨益言描述了《红岩》的严酷斗争，原本就是剿匪小分队的曲波叙述了《林海雪原》的传奇，杨沫更是以自己的革命经历，谱写了一曲革命知识女性成长的《青春之歌》。高云览属于这个阵容中的一员，《小城春秋》属于这个系列创作中的一部。这批“红色”的创作，在“文学是社会生活本质反映”的导引下，充满激情、充满理想地抒写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历程和胜利，以斗争的喜悦叙述革命的胜利，又以革命的胜利印证和展示革命的历史必然，革命是这批“红色精典”创作主体的身份。高云览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厦门的破狱斗争，但作为一个厦门的革命青年，他当时目击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一幕。破狱斗争胜利后，他就有了表现这场斗争的冲动与灵感，并通过友人向地下党组织表明自己的创作愿望，地下党组织便让傅树生将一本记载破狱材料的油印册子给了他，交代他写成小说，于是就有了他以破狱斗争为叙事线索的小说处女作《前夜》。《前夜》可以看作《小城春秋》的叙事雏形，它出版于1932年8月，这一年高云览加入了“左联”和中国诗歌会。1937年后高云览开始了华侨生活和在新、马一带的革命斗争，至1948年以“通共”被捕入狱，最后以“红色商人”的罪名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新加坡。高云览曾自我表白“一片丹心，何贱头颅”，他说自己写《小城春秋》是在“写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活在我心灵里的人”，正是高云览的革命人生经历与革命情怀，《小城春秋》才成为一曲表现一代青年“为事业流血，事业长存”的“革命的正气之歌”，成为当代文学前17年中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的“可贵收获”，在2005年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再次出版。
　　在当代文学史上，《小城春秋》一直与《青春之歌》一起被谈论，人们称它与《青春之歌》一样，“都是专门写城市地下斗争的，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小说以1930年厦门的共产党破狱事件为背景，在破狱斗争和革命青年的爱情两条线索上展开小说的情节，通过何剑平、陈四敏、吴坚、丁秀苇等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和爱情生活，展现了厦门小城的时代风貌乃至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形势，概括和提炼了当年革命青年的思想、政治和精神境界。如果说《青春之歌》是以一个知识女性的革命成长作为叙事的核心，通过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关系变动与发展，呈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革命成长和归属的阶级寓言，那么《小城春秋》则是以一群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的斗争和爱情，展现出激情燃烧的岁月所信奉和追寻的主流价值理想。无论是纯朴热血的何剑平、坚定成熟的吴坚，还是宽厚稳健的四敏、任性正义的丁秀苇，虽然个性特点有点差异，但都表现出17年文学塑造革命英雄的共性特征：在敌人面前的凛然不屈，视死如归，对革命的忠心耿耿，舍生忘死，在困境中的机智勇敢。而铸成这种英雄共性的，则是《小城春秋》所着力提炼的“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的价值追求和“假如幸福必须牺牲别人，就先牺牲自己”的道德情操。
　　作为一个厦门读者，我阅读《小城春秋》的愉悦更多来自小说对30年代厦门风情的捕捉和展现。在高云览丰富的阅历叙事中，30年代小小的通商口岸的厦门岛城，混杂着各色各样的人物，流浪汉、日籍浪人、角头歹狗、妓女、强盗、小偷、侦缉队，这些人群和革命与反革命两股力量混在一起，构成了小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情景，这样的环境叙事，无疑在二元对立的革命斗争反映中增添了小说叙事的丰富性。小说开头的何、李两姓的宗族械斗，写来惨烈而富有闽南特色，不仅增强了叙事的色彩和情节的生动性，而且让情节在民间与革命的进展中体现出何、李两代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追求。而吴七这个乡土形象的暴烈、耿直和肝胆，秀苇这个小城女性的单纯与多情，也都蕴含着闽南这块地域独特的文化性格与风情。《小城春秋》的这些描写与叙事，让一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具有了传奇色彩和浓厚的闽南地域特征，这样的一种本土经验的加入，无形中增添了当代革命叙事的文化蕴含。
　　中国当代革命文学的创作是个历史已然的现实，如何评价它的经验与价值，恰如陈晓明教授所言，需要保持一点中国立场和中国视野，在文化多样化已成为当今文化富有活力的基础时，本土经验也是我们文学创作和评价的一个尺度。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高云览
　　俞兆平

　　高云览的文学批评是他文学生涯整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中可看出其批评的深刻洞察力和独特感悟力。从对现实的关注出发，他多采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从艺术创作特质出发，他对已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采用以印象主义为主的批评方法。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是中华民族儿女奋起抗战的时期。在壮烈的民族战争的历史大环境中，高云览尤其注重作家及其作品的社会性内容，即他的价值意义、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等，他多采用的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
　　1936年10月底，在厦门召开的“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上，高云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作了《我们所以悼念鲁迅先生》的演说。他说：“我们是把这一位正义的战士，放在大时代的天秤上面，估量他，批判他，冷静地，客观地看他给与这时代到底有多少意义，多少利益，多少的重要性。”评判一个作家的价值，首先是以时代的天平来衡量，看他给与时代的意义有多少？这是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核心。
　　高云览认为，鲁迅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不妥协不屈挠的精神，一是他为正义而奋斗的精神。他充满激情地说：“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一生就只有一个字：‘强’，倔强的强，自强的强。强这个字包括了他整个人生，整个生命，整个人格和他全部的价值。是的，他强，强就是他，为着正义；他强，为着大众；他强，为着中华民族解放；他强，为着不拍卖人格；他强，为着不拍卖了大众的利益；他强，为着不向黑暗势力的妥协。他强就强到底，死了还是一身的硬骨头。”把鲁迅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归纳为一个“强”，加之一再的重复，强化了鲁迅这一精神要质。
　　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侧重于文学的倾向性。20世纪30年代，以男女之间的爱恋为创作对象的文学作品盛行一时，这类作家以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过分地渲染了人的感官欲念。高云览对这一倾向提出了批评，在《作品里肉的气息》一文中，他指出：“我以为张资平与叶灵凤倒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能同样以浓厚的肉的气息去挑拨读者，去刺激读者，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好处。”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文学仍沉溺于声色犬马、放荡淫亵之中，这一倾向绝不能任其泛滥。但高云览并非一概否决文学中关于情爱的描写，他主张写作手法上要委婉曲折，有一种蕴藉的诗意之美。这也延续到他在《小城春秋》的创作中，值得我们重视。。
　　文学批评的另一向度是，注重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审美特质。它强调批评家的直觉感悟性，强调批评家对作品自身的真切的体验与悟解，追求批评写作的诗性与美感等，在当时，这被称为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
　　高云览曾写道：“当一个人被某一种情绪支配着不得不动笔时，他所驾驭的文字是不大愿意板起脸孔来反抗自己的感情的，不管这感情已经越过了理智的限制。”他看到了自身蕴藏着一种由情感激发的超理性的直觉感悟力。这种感悟力，往往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作家在批评中所特有的，从而形成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这在《论郭沫若》一文中尤为突出：“沫若狂的却是二十世纪大都会底脉搏。他吹的是激越的喇叭，唱的是最尖或最浊的高音或低音；涂的是大红大黑的强烈的质色。他缺少中和，缺少温柔，缺少轻淡，缺少细腻。他是爱到极点，憎也到极点；静到极点，动也到极点；快乐到极点，悲哀也到极点；赞颂到极点，咒诅也到极点。他的极点就是极点。”这里，没有太多的理性判断，批评家完全沉迷于作品阅读时所产生的印象，并用音乐与色彩形象地描述出自身独特的体验。
　　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倡导的是批评文章的“诗性”，即具有文学性的美感，而非僵滞的理性概念的推导。高云览本身就是作家，所以在批评文章中经常闪射出文学性之美。如，“论诗的技巧，沫若没有徐志摩的腻润，没有闻一多的琢磨，没有朱湘的谨严，没有戴望舒的幻美；但是沫若有个显然的特点是这几位诗人所赶不上的，那就是他的‘热’。他的热是火烫的，腾沸的，显露的，坦白的，粗豪的，也因此使他不得不抛开了腻润，弃置了琢磨，毁坏了谨整，拒绝了幻美。他无法可以使他自己蕴绪一点。”这里，他运用判断用词的准确、严谨，令人惊叹！“腻润”、“琢磨”、“谨严”、“幻美”、“火烫”，异常贴切地传达出不同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抛开”、“弃置”、“毁坏”、“拒绝”等动词的使用，又显出了高云览在批评文章写作时字斟句酌的雕琢。这是在写评论文章吗？这是精美的散文，是诗性的再创作。

　　《小城春秋》与高云览的“小城书写”
　　夏 敏

　　1930年国共两党在厦门的政治较量体现在厦门大劫狱上。高云览因受左翼文学及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潮的影响，成功地以小说形式复现了这一段历史。作者的叙事点是自己的家乡厦门，即作者标题定位的“小城”。当时国共斗争在不同城市或乡村同时进行，厦门呈现了自己的斗争特点。这与其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分不开。厦门是五口通商以来的一个沿海新型城市，又是与侨台漳泉有密切关联的闽南都市，当时的革命活动不论在哪里进行，都是带着革命者建设新型国家的理想和抱负与居于统治的地位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斗智斗勇。写不好就容易出现概念化和雷同化的东西。《小城春秋》受欢迎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十分关注并准确把握厦门小城的历史人文特点，具有让人读起来倍感亲切的“厦门味”。这种触及小城文化生活传统的叙事叫做“小城书写”。
　　这些“厦门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呈现了厦门独有的人文景观。例如鼓浪屿、胡里山炮台、厦门大学、南普陀寺。来过或没有来过厦门的读者，看到这些名字就会产生关于这个城市的地域性想象。
　　其次，梳理了厦门的人群构成。当时在厦门活动的人员无非是码头上常闹不和的纪、吴、陈三大姓氏势力，还有同安人、日本浪人和“毁家兴学”的爱国华侨。
　　第三，记述了闽南城乡兼有的民俗活动，这是全书最具闽南小城特点的地方。它们可能是“买些乌龟到南普陀寺去放生”的习俗，可能是金鳄儿时拜田伯母为干妈的“认干亲”习俗，可能是赵雄等人儿时的“金兰结义”，可能是老百姓常唱的“咒官”民谣或是牢里警兵所唱的闽南民歌《桃花搭渡》，可能是观音庙演的布袋戏，也可能是街上叫卖馄饨的人“摇着铃铛响过去”的街头景观，是赵雄给吴坚相面时夸他“好一个贵人的相貌！印堂亮，天仓地库光明，多么清秀”，也可能是“四月梢，正是这里渔家说的‘白龙暴’到来的日子。这一天，天才黑，对面鼓浪屿升旗山上已经挂起了风信球，渔村里还没有回来的人家，烧香、烧烛、烧纸、拜天、拜地、拜海龙王”的盼船归来的习俗。
　　第四，使用了闽南特有的民间熟语。如“恶人自有恶人磨”“一根篙竿压倒一船人”，它们也可能是闽南的避忌语（如把死刑称作“过运”），或是民间的赌咒（如金鳄说“要是我，我中黑死症，活不过今年”，或者是吃监狱饭的人都忌惮挨犯人的咒骂，怕“触衰”，“犯煞气”。
　　作者选取上述厦门地方性知识作为小说的重要视角，其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为文学创作寻找空间定位，指出故事发生地是在厦门而非别处，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小城书写”寻找地域文化支点。厦门是著名侨乡，这里的很多民俗行为都与侨字有关，例如“刘眉非常盛意的拿出上等的武夷茶和南洋寄来的榴莲果招待客人”，这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得到。（2）地方性知识强化了小说的生活化和可读性。因为人都是地域人，小说视角只有捕捉到地域，才能对同属于地域的读者构成吸引。
　　但是，对高云览本人来说，他并不认同狭隘的地域观念。他的华侨身份以及对“革命意识”的全盘照收，使他对地域性书写抱有“审慎的乐观”。一方面，他主张向民间学习，例如秀苇写了一首叫《渔民曲》的诗请教剑平，剑平批评她写得“一点也不像，千万不要以为用了一些‘哟哟哟’就算是民歌体式了，那不过是些皮毛。依我看，你这首诗，还脱不了知识分子的调调”，作者对厦门当地的人文传说和掌故也十分喜爱，不时引入作品当中（如十五章引述的“望夫滩”的传说）。一些革命者居然还拿民间文艺作品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例如阿狮将闽南山歌《一只小船二枝篙》当作与剑平接头联络的暗号；另一方面，作者又常常将一些地方性文化，特别是一些闽南陋俗（如宗族械斗）作为批判的对象，作为革命者反封建的靶子。他首先极力反对厦门的宗族械斗，接受新思想的剑平和李悦反对两族械斗而化“敌”为友，陈四敏和朱蕴冬在“不相结亲”的族规下，冲击两族世代结怨而成为夫妻，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现实版。再如吴坚的反妇女殉情，剑平的反“十二支”（类似于六合彩）等等陋俗，在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看来，旧体制下形成的旧习俗是需要彻底抛弃的东西。正如作品中剑平写给吴坚的信称：“让我们手拉着手，把旧世界装到棺材里吧”。
　　对于高云览那一代的作家而言，需要珍视和保护的应该是地方性传统中纯粹民间的东西，但是它一旦成为新思想的阻力，他们就主张抛弃。《小城春秋》就保留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

　　好书是如何“炼”成的
　　姚 楠

　　高云览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广受好评。出版之初，佳评如潮；“文革”以后，再评不止……五十年后，仍然可读，形象生动。在纪念高云览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重读有关文献，我感触颇深。对于高云览先生创作《小城春秋》的事迹，认真学习，有许多体会。这里，略陈浅见，与师友们交流，敬请批评。
　　一本好书是如何“炼”成的，要经历钢铁成型般的锤炼之“炼”，要经历文化修炼似的提炼之“炼”。
　　一本好书是如何“炼”成的，我学习高云览创作《小城春秋》的事迹，有了新的体会。《小城春秋》的成功，不仅要在作品中寻找原因，还需要在创作过程里探索秘密。
　　高云览《小城春秋》创作的过程，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生命与激情
　　高云览在创作过程中，以生命的积极投入，诠释了作家与作品融合为一的最高境界。又以充沛的激情，赋予了人物形象鲜明的爱憎。我们知道，在他生命的后期，唯一的工作，就是写作、写作……除了写作，还是写作。一方面，他以全身心的投入，为了写作呕心沥血；另一方面，他克服着癌病疼痛的折磨，与死神赛跑。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临进入手术室，还在修改这部作品……
　　虽然，他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这部作品的最后修改，但是，他以顽强搏斗的勇气，获得了作品的基本完成。他把全部生命投入了作品，达到了作家与作品融合为一的最高境界。忆及于此，引发我们的，是对于他的崇高的艺术创作精神的无限尊重。他胜利了，才有了这部完整的作品。他永生了，获得了我们永远的纪念。
　　二、生活与积累。
　　小说以真实的厦门劫狱斗争为题材，又融入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悟。如何把别人的历史，作为自己的文学创造，这其中，不仅是艺术描写的生动与形象，更有情感的真切体验，激情的充分投入。厦门的生活经历，南洋的实际颠簸，让作家有可能给这小说注入了锋锐的质感与灵动的细节。他是政治上的革命者，有斗争的实践。他是文学上的探索者，有前期的准备。从新加坡到大陆，革命实践给予他丰厚的养料。从30年代的中篇小说《前夜》，到50年代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他在不断的努力中坚韧而艰难地前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艺术的峰顶。
　　他没有拘泥于事件的本身，而是力求写出那个时代的许多侧面，从而，留下了宝贵的文学的历史记录。
　　三、学习与借鉴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从现实开始，既正视自己的文学基础，又有很高的追求目标。他保持清醒的自省：认为自己水平不高。同时，又为提高自己进行了扎实的基础准备。他大量购书、读书。六大柜书架，几乎囊括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他有机会就与友人讨论文学，从《水浒传》《红楼梦》到《复活》《汤姆叔叔的小屋》，从果戈里到，从人物性格到生活语言。他甚至不放过女儿的同学来访，询问北方的口语。他有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录着方言与普通话的词语。
　　有评论说，他把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与借鉴，化为自己的创造，没有模拟之嫌]。至少可以说明，在广泛地学习与借鉴这方面，人们是普遍认可的。
　　四、勤奋与加工。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写作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在出版社已经同意出版之后，依然在医院的病室认真修改，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断地修改，力臻完善。发现有缺陷的地方，不惜一次次推倒重来。我们知道，他的写作已经到第六稿，还在不厌其烦地细心修改。我们知道，他把3万字，加工修改变成了25万字。我们知道，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精益求精的攀登。
　　五、尊重与包容
　　《小城春秋》的成功，除了作家自身的创造性劳动以外，还包含了批评家在作品出版之前，对于作品的认真提醒与严肃批评。著名作家、学者阿英的批评，使他深刻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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