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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在折磨着我们———长篇小说《人皮鼓》后记

作者:吴尔芬  来源:09-6  发表时间:2009-6-10 8: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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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在折磨着我们

                ———长篇小说《人皮鼓》后记

                                     吴尔芬

 

一、神话

 

2006年国庆前夕,导演江小鱼建议我到四川阿坝桃坪羌寨走走看看,说“能激发你创作的灵感。”当时,我正在浙江桃花岛参加电视连续剧《鹿鼎记》的开机仪式,刚跟张纪中他们侃了一通什么是“侠”,听说桃坪羌寨有上千年历史,而且非常神秘,就欣然从杭州飞往成都。在成都,我受到龙泉驿区文化体育局副局长刘晓双的热情接待,《成都商报》专刊部主任周劲松怕我寂寞,找了一个四川音乐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刘执武陪我同行。我们有幸住在四川省羌族学会副会长龙小琼家,住在龙家的“梯子”里,品尝龙家饮食,参加龙家的锅庄舞会。整天看古寨、爬雕楼、钻巷道、听羌笛、访羌民,倒也其乐无穷,更重要的是见到了会法术的释比和他能唤醒记忆的羊皮鼓。

正是黝黑发亮的羊皮鼓,激发了我创作《人皮鼓》的冲动。我所见到的羊皮鼓其实很简单,尽管它在释比的手里是不可缺少的法器,能将敲击的人记忆的大门打开。羊皮鼓在羌语中称“侧拜举”,单面、圆形,用山羊皮绷制而成。羊皮鼓来自于天庭,是天神阿爸木比塔送给释比的祖师阿爸木构的。阿爸木构返回人间时在雪隆包上睡觉,皮鼓和泥土相触的那面便腐烂了。但因为是天神所赐,故缺少了一面后仍能知凶吉、占卜未来。鼓身则微微发黑,皮面发着青冷的光,和鼓槌放在一起显得典雅庄重,等待敲击的样子散发着远古的气息。

事实上,人在生活中是离不开神话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天女散花、八仙过海……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何等敏感,封建文化又何等黑暗,假如人生不是被一种超越世俗的光辉所普照,我们的祖先还有什么办法来承受这残酷的人生呢?岂止是中华民族,按照尼采的说法,古代希腊人对神话的热爱,正是因为他们特别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生存的可怕威胁。换句话说,正是死亡恐惧,导致敏感而富于艺术想象力的希腊人创造出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从心理学来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神话的存在首先是由于有愿意相信神话的人群存在。神话是对宇宙人生不同于现实原则的一个解释系统,就寻求对社会人生作出可以接受的解释而言,神话与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神话的解释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并且符合某些古老的原则;而科学的解释则建立在事实、逻辑与理性的基础上。

作为对绝望与毁灭的反抗,神话并非在揭示世界人生的真实面貌,相反,恰恰是在掩饰世界人生的真实面貌。然而,正是这种掩饰,显示出神话的永恒魅力,暗藏着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彰显人性的需要,另一方面标识历史的基因。也就是说,人是离不开神话的,人类生活的一个任务,就是编造新神话、修正旧神话。

实际上,神话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传承现象,反映了特定时空范畴内人们的世界观。许多民间神话往往是以祭祀神灵、驱除鬼邪,以及行为和语言避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古人趋吉避凶的愿望、内心压力的缓解,都寄托在神话身上。天旱不雨,要祭龙王;治病疗疾,要祭药王。把眼光从现实转到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信仰神话很深的国度。中国并非一个无神论国家,而是一个泛神论国家。泛神论的实质是:一、具备某一种品格的历史人物将被神话,比如孔子、关羽、妈祖;二、神不是全能的,而是像官员一样分工明确,比如送子观音与财神爷;三、神话与鬼邪混淆,比如孙悟空,到底是神还是妖?莫衷一是。

在世界一隅的崇山峻岭之间,一些小山寨的生存状态几乎与世隔绝,他们的精神生活根本没有纳入主流神话的话语体系,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神话,尽管没有女娲补天的神圣,也缺乏嫦娥奔月的优雅,甚至有些肮脏,有些丑陋,比如蛊惑。所谓“蛊”,按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虫物而病害人者”。但是,蛊惑产生的源头却是跟古希腊神话高度一致的,那就是:生存的可怕,死亡的恐惧。

 

二、蛊惑

 

蛊惑结合了力量、血腥、怪异和愚昧等神秘要素,形成了非常完美的恐怖氛围。在我看来,蛊惑类似于流传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神秘宗教“巫毒教”。巫毒教最早发源于西非斯拉夫海湾的埃维族人,随着黑奴的输入传到了海地而发扬光大。传说中,巫毒教的巫术和咒语可以令死人复活,然后被驱使来做各种繁重的劳动。

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对蛊惑的恐惧是普遍而持久的,并非我的老家所独有。民间传说,蛊惑是在四川省的偏僻山区养成的,渐渐流传到湖南、福建、广东各省。传说,蛊惑能使养它的人暴富,可是如果得罪它,则会使养它的人发生祸害。因此,主人假如无意继续供养它,那就要准备一只小箱子,放些金银财宝,把盅惑垫在里面,然后将这只小箱子撂在三叉路口,听凭有意接手的人把箱子携走。这就叫做“嫁蛊”。如果谁斗胆只拿走箱子里的钱财而抛弃蛊惑,那他将大难临头。我老家就有“请蛊容易送蛊难”之说。

蛊惑绝不仅仅是“民间传说”,权威的主流文化载体也有对蛊惑“真实可靠”的记载。殷墟甲骨文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对蛊毒的制作作了象形的“图示”,即在一“皿”形容器中放有多种毒虫。后世的造蛊之法,多与此相类似。史料显示,放蛊是一种古老的黑巫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左氏传》中就有关于蛊的记载。《隋书·地理志》清楚地写着:“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在《本草纲目》的“虫部四”,李时珍引唐代的陈藏器原话说:“……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宋代的郑樵《通志·六书》记载说:“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宋以后的史载,凡记载有蛊毒的,多因袭了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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